惊世天问：还有没有中华文明？
作者: 淮南涩枳 来源: 子陵 http://www.ziling.com/
文化先锋：黎明突发惊世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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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的中外学者都对存在着一个“中华文明”（或“儒家文明”、“儒教文明”、“中国文明”）不存争议，面对这种“全球化”的一致我仍要说出我的怀疑。依赖直觉和注重表象的毛病，在此问题上是否出现了群体性症候呢？大家共同的依据是中国的“不同”，并且在一些方面表现为“抗而不同”。但我看据此就划分起“文明形态”来有欠缜密，在对“中华文明”的结构、成分、要素、载体、特征等等全无深究之前，还是不把“中华文明”当作科学概念常常念叨为好。中国人应该比外人更明白“中华文明”，是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是‘中华文明’”，以及它的存在状态究竟如何。
“文明的消亡”是个事后产生的概念，那个文明中的人们是浑然不觉的——这是“大历史”给我们的一个经验。在观察了多种文明的消亡过程后，我们也许能感觉到当代某个文明的脉搏的减弱或消失。
中华文明已经消亡。它衰败于清末，终结于“文革”。现在由我说出这话似乎耸人听闻，但随着历史与历史研究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文革”是中华文明终结的标志。
文明史上有过一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产生过那么疯狂的深仇大恨吗？有过那种横扫所有旧文明载体与表象的“伟大实践”和那么彻底的“辉煌战果”吗？当这个“文明古国”到了所拥有的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远远不及“日本文明”（中华文明的后代）的境地，“古国文明”又在哪里呢？
有独特的语言文字，文明怎么就消亡了呢？专家们还不至于糊涂到用语言文字划分文明形态的地步，没搞出“英语文明”、“汉语文明”等类似的分类体系，若这么分法，那么“文明”可就“海了”。某种语言文字不是特定的文明本身，它可以区分“相对野蛮”，也可以反映权力的分配，但它又可以是各类文明的工具、载体。我们还有中医药、中国菜、武术、唐装、旗袍、京剧、地方戏、仿古建筑、中国画、勘舆术……还有好些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呢。然而，且不论它们在生活、社会中的地位、价值如何，这些历史遗产、文化的外在形式与区域性特色，并非认定“文明”的主要凭据。这种差异与不同，在任何一个大的区域都不足为奇。失去“文明”灵魂的文化表象沦为“古香古色”和“异国情调”的小摆设。举目四顾，西式物品与文化表象垄断了室内外空间。身处“千城一面”的建筑环境，讲着来自西方的定理、体系与个案，不带任何敬意的享用西方的科学成就，玩赏着几件中国艺术品。和生活有关的“中国特色”在生活中已成为中国人的“别致情趣”……就像对某个外国人，尽管他收藏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式东西，我们却不能认定他继承、接受了中华文明。设想一下，剔除所有西方“文明”、“文化”成分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有四书五经，有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现实的价值和复杂的内容尚不及一篇《共产党宣言》，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它又不及一篇《世界人权宣言》。
文明的核心与实质部分，是信仰、哲学、价值观、制度、法统、规则、潜规则。20世纪的中国，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产生于本土，而“儒教”早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他们又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清帝国的一败涂地使中国人认识到这其实是“中华文明”的劣势和失败，选择“苏式文明” （一个不同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等各种文明的“苏式文明”，的确在广大区域存在了一个历史时期，而这一点却被包括亨廷顿在内的研究文明的权威学者忽略了。）又见到了它的无义、无能与崩溃，于是回头恢复“中国原有的东西”，以便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凝聚力的新源泉。然而，“儒教文明”客观上已无复兴之可能，它既不符合市场经济建立法律契约关系的需求，也与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格格不入，道德的倡扬在强势群体的“导向力”面前会一筹莫展，道德的复兴从根本上说已不再依赖于道德建设，更不能寄希望于儒家道德的再恢复。在需要保留、重用儒家文明时，它被消除了，消除它之后又觉得它还应该出场，而当招魂之幡扬起时，大部分中国人因信仰、哲学层面上的接连崩溃，已不再信任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和哲学。信誓旦旦成了人生游戏，教育人的人用他自己决不信奉的东西去教育人，精神堕落与全面腐败成了日常固定节目。无信仰、无原则、集体冷漠、得过且过、蝇营狗苟成为普遍的正常……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现象，正反映出“文明的断层”和“文明选择”的彷徨。
中华文明全面崩溃于“大跃进”及尔后的“困难时期”，所引发的“文革”只是“打扫战场”式的“确认”。我将中华文明的崩溃期定于“文革”之前，证据“无比充实”——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数千万生命无端的消失不是对一个文明的颠覆性事件，过去不这样认为我看纯粹是由于太小看这些生命的缘故。那么多的生命也刺激不了那个“文明”的神经，天塌了，大地无言，万籁无声，面对这种惨绝人寰之变故，这个文明系统的所有媒介与精英人物一语不发一字不提且继续歌功颂德，这一任何“文明”都没产生过的丑恶现象，更进一步证明了“文明崩溃”与“非文明”的严重程度。数千万同胞的生命凝成一张“血票”，对“文明”，对“文化”，一票否决。不承认这一“否决权”，只能说明仍处在“非文明”状态，执守着没人味的文化。人类社会的文明底线、道德堤防是由生命构筑的，当它崩溃后什么灾难的奇迹都会被制造出来。冷漠、麻木、怯懦和争取生机的阴暗心计蔓延于道，如草如蚁之生命在权威阴影的笼罩下瑟瑟战栗，保命的集体无意识和挣命的群体狂躁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索命无常。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走向光明的机遇，有时那道光明的门槛似乎仅距我们半步之遥，然而阴差阳错的“偶然”总是和我们不期而遇，历史的车轮又向着谁都设计、设想不到的地带冲去。付出了在上世纪“非人为灾难”中死亡人数占全人类死亡总数过半的代价，我们该有解开这个谜团的智 力：不尊重生命的否决权是最可悲、最无望的不自重，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智慧与意志即“尊重生命的否决权”。
毁掉“中华文明”的，是“中华文明”糟粕与“欧洲文明”糟粕所结成的“神圣同盟”。前者为“流氓权机术”，后者为“苏式文明”，和源自社会弱势阶层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太多的人性恶和乌托邦狂想降临到这片土地上，被急于摆脱耻辱的中国人盲信盲从选择为必要手段与精神动力，导致了道德底线与理性底线的土崩瓦解。大劫过后检点损失与危害，最重最烈者莫过于“人傻了”。我们自豪地讨论着“真理标准”，而其它国度至少有五百年不曾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却还需要最高权力的强力推进才能讨论下去。一群怀着“砍头是死，饿死也是死，就是死也要吃几天饱饭”之“信念”的农民，催发了惊天动地的改革风云，面对文盲代表先进文化、荒村俨然思想圣地的事实，精英们依然无比自豪。市场经验早已存在了多少年，顾准在1952年提出“市场经济”又遭迫害，多少年后再提出还是风险重重，还是英明神勇。请回顾一下，半个世纪以来，在影响中国历史的思想、理论、文化等重要事件中，“知识分子”在哪里？“解放思想”又解放到哪个前人未及的领域中去了呢？
海内外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抱乐观态度，以为经济发展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兴起，并依据经济总量在十几年、几十年后可能的增长情况，预测中国将是世界头号强国。其实，经济成就恰恰不是“中华文明”自身发育、发展的结果，赋予经济总量那么大的功力也非常幼稚。基本消费压抑既久，又有外部示范、刺激，在阶段性相对安定中又引入市场机制，借鉴成功经验，还不计代价几乎调动所有资源为当代人所用，再加上规模庞大的“豆腐渣产值”和“黄黑灰产值”，经济总量不增长才怪。过去我曾发表文章说“经济的基础、结构、要素比经济总量更重要”，“发展与实力是硬道理，发展的方向与实力的运用更是硬道理”，这就是说要看重经济、实力中的文明程度与人文内涵。看大清帝国和苏联帝国的命运轨迹，我们早就应该明白这个“硬道理”。我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却不愿在这里用经济学语言罗嗦经济前景，我想换一个角度用常识预测我们可能的未来：青年、教育、精神力与道德水平，这三项事关我们的未来没错吧，看看我们的考场，心中就该有个数。由此产生的困惑不仅是“未来是什么样的未来”，更让人揪心的是“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未来”。正视现实、怀抱忧患方可让乐观精神有所依托，其后才好慨然唱出：“我们向着太阳说，一切都会改变”。
中国，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最大的“天才基因库”，应在今后的人类文明史上写下最灿烂的篇章。全部的希望基于人的解放，“让思想冲破牢笼”，使“廉价劳动力”们理性的思想与生活。当“知识分子”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中国的时候，就铺下了幸福中国的第一块基石。
旧文明坍塌了，清理废墟，建设一个新型的中华文明——集世界文明成果，容各种文化样式，高扬理性、理想、正义和绿色文明之旗的中华文明，对生命与人权是否敬重将决定它的成败。而在当前，对它有致命威胁的，正是在中国社会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两大价值观——盲目仇外（不爱同胞与世界）的民族主义和异常清醒（不爱同胞与世界）的“钱权至上主义”。中国人的心态当健全到这种起码的程度：无须仇恨谁也能意识到自 己的存在和价值；不必等自己作了“大哥大”也能坦然、自信地立身处世。
写了这些“奇谈怪论”，在说我是“话语恐怖分子”的人看来，恐怕这更“恐怖”了，其实它应该属常识和平平常常的质疑。我向来不讳言我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不因这在现实生活中已属“理想主义残余分子”而嗫懦的。我把我的社会主义理想概括为“三无主义”：“经济上消灭无产阶级；政治上消灭无权阶级；文化上消灭无知阶级。”我想，我这理想的文明形态就该是“普世文明”了。上帝已给了我他所能给予人的最大惩罚——让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集我一身，我早已习惯这一惩罚产生的痛苦并习惯了在痛苦中自慰自得，对人世间泼过来的狗血马尿毫不在意的。我等待着痛苦后或能发生的欢快：若在有生之年迎来我们民族“用头立地”的时代，三生有幸，无复他求。
我祈祷。祈祷一个再造中华民族精神与道德资源的历史转戾点，祈祷一个让中华民族无比荣耀的伟大时代。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曾有关于祈祷的名言：“一个人不管祈祷什么，他总是祈祷着一个奇迹的降临。任何祷词不外是这样的意思：‘伟大的上帝啊，请让二乘二不等于四吧！’”屠格涅夫毕竟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与人心，他所说的“任何祷词”并没有包括我的祷词：“我们伟大的民族啊，请让二乘二等于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