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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决定
一、作战取得进展
汉城陷落迫在眉睫，９月２７日第８集团军和第１０军会合完毕，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了肯定９月１５日指令的新训令：
“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任务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可能的话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为达此目的，你可以指挥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地面作战。”
“但是，这个训令并不是最后的训令，还将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执行此项训令，只限于在肯定没有中国的大部队或苏联军队进入北朝鲜，或者没有表明要进入的情况下。但是应看到，苏联和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很大。要特别注意收集情报资料，如有这种征候，望立即报告。”
“另外，从政治角度看，任何部队都不得越过同中国和苏联的国境线；非南朝鲜部队，不准向中朝边境或朝鲜东北部地区进攻。”
“联合国军司令官要迅速制定进攻北朝鲜的计划，报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联参电第９２９７５号）”
此项训令是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的决定性根据，而作出这项决定的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中却仅仅写道：“我已经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９月２７日传达给麦克阿瑟的新指示。”
在此以前，接到９月１５日指令的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北进计划，要点如下：
１．命令第８集团军以现在的编成北进，向平壤进攻。在攻占平壤时，令第１０军在元山登陆，同第８集团军一起实施夹击。
２．第３步兵师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控制在日本。
３．在安州——宁远——兴南相连之线以北的作战，只限于南朝鲜军队。
４．第８集团军发起攻势（突破三八线）的时间，定为１０月１５日～３０日之间较为适当。
但是，９月２７日麦克阿瑟再次接到新训令后，看到这项训令本文中新加上了关于苏联和中国介入的限制，并命令他再提出计划，他感到不仅原先提出的计划没有被批准，连北进的最后决定权也由华盛顿掌握着而不肯下放，就把新训令看成华盛顿犹豫不决和让步的表现。从麦克阿瑟的回忆录看，他对这项训令是不满的。他决不是主张以亚洲为重点的人，而是对本国的现行政策感到不满意，因为它在政略和战略上玩弄空虚的以欧洲为重点，不尽全力从事现在实际进行的这场战争。７月中旬，主张让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正面对抗总统的政策，也是这种表现之一。
但是，华盛顿的杜鲁门以下官员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共产党方面是在利用北朝鲜试探联合国特别是美国的态度。苏联和中国都没有表现出要把这场战争扩大成为全面战争的意图。当然，战争也可能由于某种偶然的事件而扩大。危险最大的是苏联和中国，必须坚决避免同他们直接交战。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对自己的军事行动加以限制，对方也会加以限制，这样，自然就会在现在的有限范围内结束战争。麦克阿瑟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这一点”（杜鲁门回忆录）。由此可见，在同苏联和中国直接交战以前，他们并没有越过三八线的决心。
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战争观的不同和立场的不同，是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发生争执的根源，联系到继中国介入后能否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及１９５１年再次突破三八线等政治问题，终于发展成为“解除总司令官职务”这样的戏剧性的结局。
麦克阿瑟接到新训令后，立即提出了如后所述的北进计划，并在北进时废除了种种限制。同时，麦克阿瑟将军还请求授予他全权，由他这位现地最高指挥官负责决定北进的日期。其电文如下：
“请授权于我，当北朝鲜军队不按我将要发出的劝降书投降时，我可以根据我的判断自由地越过三八线”。（远东总电Ｃ６５０３４号）
在两天后的９月２９日即返回汉城日，接到国防部长乔治 ·马歇尔的回电：
“按我个人的见解，我认为，根据战术上和战略上的需要，可以自由地在三八线以北作战”。（参联电９２９８５号）
接着华盛顿又发来补充电文称：“已由总统批准”。（１９５１年第８２次国会第１次宣读会上的听证会，即所谓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马歇尔证言）
这封电报虽已授权麦克阿瑟决定突破三八线的日期，但却并没有废除种种限制。因此，翌日即９月３０日，再次报告了他的想法：“在北朝鲜军队投降以前，我想在朝鲜全境作战。”但是，对此没有回电。他仍然必须在这样的制约条件下作战，即：如有苏联和中国军队介入的征候不准北进；非南朝鲜军队不得向国境地带追击。
于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对突破三八线的国际意义和政治意义重新作了考虑之后，认为需要特别慎重行事，遂向国防部长马歇尔发电报重申了自己的想法。电文如下：
“如果收不到你反对的指令，我想于１０月２日午夜向联合国军部队下达如下一般命令，并将此向世界公布。‘根据６月２７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允许联合国军采取军事行动的范围已波及朝鲜全境。所谓三八线并不是制约我们军事行动的界线。为了彻底摧毁敌人，纵然是侦察行动也罢，扩张局部战果也罢，你的部队都可以自由地越过三八线。如果北朝鲜军队不接受我于１０月１日提出的劝告投降的条件，联合国军根据自己的任务和作战的需要，只要敌人的武装团体还在朝鲜存在，就要加以搜索、攻击、并且歼灭’”（远东总电Ｃ６５１１８号）。对此，华盛顿的复电称：“没有必要再公布与说明。你要根据需要继续作战。……政府不希望以三八线为争论的对象”。
麦克阿瑟将军就这样再三弄清本国政府的意向之后，按预定计划于１０月１日向北朝鲜军队发出了劝降书。其中写道：“……根据联合国决议中关于‘防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更大损失，释放联合国军俘虏和老百姓’的规定，劝告北朝鲜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行动”。
北朝鲜军队没有反应。可是，当天“传来了暴风雨般的消息”（美公开史料）。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周恩来总理的讲话。这个讲话，谁听了都会认为是表明中国要参战，是９月２７日华盛顿训令中的“……进入北朝鲜的声明……”。但是，华盛顿和东京却都认为：“这不过是为使联合国军停止在三八线上的恐吓”。美国已不顾自己规定的制约条件了。大概这也是因势利导吧。另一个事实是，当时中国刚迎来建国一周年，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还没有解决，军队的装备很差，因而美国在过低地估计了它的军事力量的同时，还认为已失去了介入的时机。
如果这时联合国军了解到林彪将军指挥下的第４野战军１８个师已全部抵达鸭绿江岸的事实，或者中国再表现得更具体一点，他们就会相信周总理讲的那番话，战争也就会发展成为另外一种样式 [ 注 ] 。但是，中国军队则极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企图，使联合国军的情报网没有发现他们的动静。现在看来，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虽然常常报告一些正确的动静。但是由于往往过于夸大和神秘，所以当时也不得不认为它缺乏可靠性。当时，联合国军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尚不清楚，估计万一中国军队介入，渡过鸭绿江的兵力也只有５万人左右，空军也很弱小，不成其为问题。
如后所述，南朝鲜军队于１０月１日越过三八线，为统一朝鲜而踏上了北进之途。而且，翌日即２日，麦克阿瑟将军下达了突破三八线向平壤进攻的命令（一般命令第２号）。当时舆论界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连日进行了热火朝天的报道。例如《朝日新闻》就以下列标题大肆进行了报道：９月２７日 “突破三八线问题，麦将军权限之内”；９月３０日“南朝鲜军队到达三八线”；１０月１日“苏联重视突破三八线问题”；１０月２日“沃克中将命令韩国军队突破三八线”；“麦将军的广播号召 要求北朝鲜立即投降；”３日“东京观察 如北朝鲜不从命 美澳军也突破？”“中国‘如伸手将给予重大打击’” 等等。
二、历史性决断
联合国
联合国中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提案越来越多。苏联代表马立克，１０月２日提出“撤走外国军队”的议案被否决，３日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根据中国参战的情报，一面热心地说明不可越过三八线一面提出了妥协案。但是，他的演说和随后发表的尼赫鲁总理的声明，却都被认为是“为中国辩解”。
从此以后，联合国大会的争论仍然未断，１０月７日以４７票赞成、５票反对（苏联集团）、８票弃权（印度、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埃及、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也门、叙利亚）通过了八国决议案。联合国终于做出了突破三八线的决议。
决定
在此期间，南朝鲜军队继续顺利地北进，这时早已迫近三八线以北１３５公里的要冲元山。
１０月９日，麦克阿瑟将军收到华盛顿的指令，大意是：“中国无论是公开或隐蔽地在朝鲜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但是，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他们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并不了解，却指令联合国军在中国介入之后也不要立即后退，如果有成功的可能，就将其击溃。
麦克阿瑟将军当天再次劝告北朝鲜军队投降，同时向全军下达了发起攻势的预令。北朝鲜方面没有公开的反应，翌日即１０日，听到了金日成首相拒绝这一劝告的平壤广播。１０月１０日早晨，麦克阿瑟将军终于向第８集团军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三、谴责与麦克阿瑟
谴责
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决定，无可否认是在联合国的决议之前作出的，对于这一点，人们进行了种种谴责。 “杜鲁门政府不能发挥政治领导权，结果迁就了麦克阿瑟的想法。……政治受了军事成果的迷惑……战争目的在战争遂行过程中发生动摇，是战争指导上最不好的军情之一，而美国却在朝鲜战争中这样做了”。（神谷不二著：《朝鲜战争》）
“突破三八线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作出政治决定之前实施突破，事实上是以军事手段作出了政治性决定。……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决定是否适当。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国为它的司令官作出决定，还是允许司令官为联合国作出决定。……联合国再一次接受了既成事实”（Ｉ·Ｆ·斯顿著：《秘史朝鲜战争》）。
“但是，朝鲜战争中的地面作战又比外交官先行了。……虽然为时已晚，联合国中的多数还是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目的，支持了麦克阿瑟将军倡议的打倒北朝鲜政府的行动……”（联合新闻记者Ｒ·Ｍ·波蒂斯著：《在朝鲜的决心》）。
“一个见解是：‘军事上的突然事件超过了政治上的决心’，另一个见解是：‘中国介入的可能性极小’，就是根据这样的错误判断……”（Ｊ·Ｗ斯帕涅尔著：《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争论》）。
“军事的前进远远超过了外交步调”（９月３０日《纽约时报》）。
上述这些论点，我认为有的比较得当，也有的是在未充分研究史实的情况下不得不凭直感、或者为了指出原因而记述的。而且，多数著作都批评“麦克阿瑟制造既成事实牵制了政治”，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麦克阿瑟
在他的头脑里，是何时萌发出北进构想的呢？现在还没有见到说明这个问题的资料。但是，托姆布尔·希金斯著的《朝鲜战争和麦克阿瑟的下台》及其他许多著作都写道：“７月１３日，他曾经对柯林斯、范登堡两位参谋长说： ‘我认为不应只是击退北朝鲜军队。我想把北朝鲜军队歼灭掉。根据情况，可能还需要占领北朝鲜’”。在提到关于仁川登陆的８月２２日东京会谈时，他说：“……是制造给北朝鲜军队的决定性打击的唯一的好机会”，从而推断这些发言包含着北进的意图。而且，这种推断不知不觉地使人感到，有的地方甚至成了史实，成了定论。
但是，说到７月１３日，正是先遣的美第２４师被北朝鲜军队猛压后退到锦江一小白山脉之线的时候，是麦克阿瑟作出决定，把预定用于仁川登陆的第１骑兵师紧急增援到浦项的时候，是竭尽全力进行所谓“同时间战斗”的时候，推论在这种时候有了现实的北进构想，我认为是需要勇气的。另外，把仁川登陆时的发言解释成为：“他的给予决定性打击的意图，意味着北进”，从那个会议的气氛看也不能不说是大胆的。
的确，麦克阿瑟是个对华盛顿的限制战略不满的积极论者，曾多次无视战术性限制的训令，这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 注 ] 。
但是，断定麦克阿瑟是任意无视本国的大政方针而突破三八线的不驯服的烈马（《秘史朝鲜战争》等），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前所述，他在下达突破三八线的命令时，曾不厌其烦地了解了本国的意图。即使他由于仁川登陆成功如何趾高气扬，也不会如此一意孤行，以至到了连战略性限制和战术性限制都不加区分的程度。
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新的战争”一章的开头写道：
“当称赞仁川登陆成功的电报和信件象雪片似地飞来的时候，我对美国最高首脑关于朝鲜的未来的想法开始感到不安，并把这种担心坦率地告诉了沃克（第８集团军司令官）。我说：‘战争和作战的唯一目的，在于通过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制造可以获得和平的有利的政治形势。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把军事上的胜利运用到政治上的胜利中去。……现在，正是可以把仁川的胜利立即转换成为政治上的和平，以有利的条件结束战争的绝好机会。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要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败北的北朝鲜。我想这时正是需要显示外交能力和努力，使中国和苏联理解美国除了把敌人从南朝鲜赶出去，保障它恢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的状态以外，别无其他任何使命。可是，美国的外交人士并没有利用这次仁川的胜利，做出结束战争的努力。……我总感到，结束这场战争、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的大好时机到来了，但却在政治上失策，错过了这个良好机会。我担心，由于美国什么也不干，对方会不会认为美国犹豫不决和让步，将来再次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战争反而会延长’。沃克同意我的意见。”
看了这段回忆录，虽然不明白麦克阿瑟究竟想以什么形式结束战争，但是，从美国的本意是“把敌人从韩国赶出去……使苏联和中国理解……”这一句来看，即使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回忆录“史料性价值很少”，但要得出“他强烈主张北进，以既成事实先行于政治”的结论，也是很勉强的。而且，本国发来的突破指令是９月２７日，联合国通过的八国决议案是１０月７日，美军实际越过三八线是１０月９日～１０日，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考虑，就会感到这种推论更难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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